地名语源的民族史解读——以欧洲和中国为例
——以欧洲和中国为例
文/沈坚
摘要:地名是历史的产物,地名的命名,是由特定民族的语言来表达的。从地名的语言背景中,可以了解到历史上曾有过的民族活动的痕迹。地名的民族语源问题,蕴含了重要的历史文化线索,是我们探究民族史时需要认真关注的一个方面。
关键词:中国地名;欧洲地名;语源;民族史
地名是人们对于相关地域的称谓或命名,显示了对该地的自然形貌或社会人文环境的认知和解读。这一认知和解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历史的产物,人为的产物,其间多少传递着人类活动颇有价值的某些信息,“因为地名往往能够提供出重要的证据来补充并证实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论点”。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尤其在早期文明阶段,世界许多民族大都是依据直观的自然地理特征来给特定地方命名的。譬如,将有着积雪山峰的欧洲中部山脉称作“阿尔卑斯”(Alps),意即“白色的”;将具有相同风貌的东亚山脉称为“长白山”,称其主峰为“白头山”。将因泥沙含量过高而致水色发黄的河流、海域称作“黄河”、“黄海”。北美的“落基山脉”(RockyMountains),原意为“岩石重叠的山”,自然是对这里实际景貌的直观描述。其余如红海、蓝山、喜马拉雅山(梵语“雪山”),还有熊岛、橡树岭、五棵松、三间房等地名,无不皆然,使人一望而知其意。一般来说,地名的意义愈是直观、简单,其年代可能愈早;而愈是晚近的地名,则涵义愈显复杂多样,关涉到经济、文化、宗教、神话等诸多因素,这同人类本身对外部世界的观察理解和文化心理的逐步成熟,恐怕是有关系的。
地名的形成,通常首先缘于活跃在本地的居民,正是他们特殊的人文环境和作用,给地名烙上了独特的印记。地名的命名,是由特定民族的语言来表达的,惟其如此,地名遂与民族的活动连结到了一起。有时,由于民族的流迁、民族环境的变换,语言背景或许还会随之出现某种变更。当然,地名作为一种明显的象征符号,有时则“体现了曾在这些地方居住过的部落或民族的名称”,即直接是得自于族名和部落名的。地名同特定民族的定居、迁徙发生关联,表现为一定时期民族活动的遗留痕迹,因此,探究地名形成的语言来源,是十分富有意义的。限于篇幅,本文所集中讨论的,将是地名的民族语言的影响问题。
笔者在考察欧洲和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分布、迁徙和演变历程时,注意到同样有大量地名现象与之存在密切的对应关系,从地名的语言背景中,可以了解到历史上曾有过什么民族在此逗留、活动,正是这些地名的语源流变或彰或隐的提示,从特定地方的背景里,透现出某些可资追寻民族历史足迹的有用线索,正是这些显示信号展示了某种看似无关、实则重要的历史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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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地名形成与民族活动的联系,最明显不过的是世代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民族使用的语言,地名是用这种或这些语言命名的,这一点无论欧洲还是中国皆然。像今日中国汉族地区的地名,大体上都是以汉语命名的,其义常常可令熟知汉语的人们一目了然。譬如,“北京”意为地理位置居北的京都(国都),与中国历史上先后有过的“东京”、“西京”、“南京”相对应。“洛阳”,乃位于洛水之阳(北面)地方之谓;“汤阴”,即指该地处于汤河之阴(南面);“沂源”,亦即指其坐落在沂河源头一带。凡此等等,不一而足,从中不难看出汉民族的生存状态,居住、流迁范围以及观察事物的角度、给地方命名时的文化心态。
同样,在欧洲,各国的地名也主要源自本国主体民族的语言,也就是当今主要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民族的语言。例如俄罗斯地名,多源于现代俄语,或俄罗斯人祖先的古斯拉夫语,像诺夫哥罗德、斯摩棱斯克、布良斯克及过去所称的彼得格勒、列宁格勒等。德国地名大多来自现代德语,或古代日耳曼族系各分支的语言,比如汉堡、汉诺威、海德尔堡、斯图加特、法兰克福、慕尼黑。其他如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鹿特丹、布雷达,英国的设菲尔德、南安普敦、普雷斯顿、普利茅斯,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诺维萨德等等,亦无不体现了当前生活于此的主体民族荷兰人、英格兰人、塞尔维亚人的语言形式。
无论是用来表示自然特征、还是人文环境的地名语言,应该说,都是以一定民族的语言作为基础的,这种地名的语言背景,属于其文化表征,反映了该民族在这一特定地域活动时留下的印迹。当然,对同一地方,不同民族语言的表达形式有时可能会有所不同,例如,美国西海岸的圣弗朗西斯科,在早年赴美的华工口中却叫作“旧金山”;俄罗斯远东大港符拉迪沃斯托克,中国人则又习称为“海参崴”。这两者自然亦存区别,前者是中国人客居美国的产物,看重的是当年加利福尼亚“淘金热”背景下的对这一新居住地的认知;而后者却是19世纪中叶以前该地尚在中国版图之内时所赋予的称谓。现今地名的确定和为世所公认,一般涉及最晚近、最具影响力的那次民族—文化影响,以及它对历史遗产能在多大程度上的接受和改变。历史上的文化分层,通常愈是古老的文化,愈处于底层,随着时间的推移,又会有别的文化层层叠压其上;覆盖在最上面的文化层,则往往是最晚近、同现实最贴近的,也是最容易左右我们视线的强势信号。由于历史或现实的原因,我们不可能改变这一事实,圣弗朗西斯科不会改称“旧金山”,符拉迪沃斯托克也不可能重新变为“海参崴”。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从中得出结论,即中国人曾来到过并认识了美国的圣弗朗西斯科,过去也曾在如今位于俄罗斯版图内的符拉迪沃斯托克长期居留过,并有着自己赋予这些地方的汉语称谓。这表明,地名有时不一定只以唯一的民族语言形式予以表达,也会出现多种语言重叠、覆合与并存的现象,或在不同民族语言里同名异称的现象。像现今波兰境内的什切青(Szczecin)、格但斯克(Gdansk)、弗罗茨瓦夫(Wrocaw)等地名,都出自波兰语,若按二次大战以前德国人统治期间的德语习惯,则分别读作“斯德丁”(Stettin)、“但泽”(Danzig)、“布勒斯劳”(Breslau)。
值得注意的是,地名的语言背景并不一定是亘古不变的,有时也会出现历史性的更易。部分地方因发生主体居民的迁动,导致地名的民族语言—文化环境或有变更。这里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随着居民民族成分的转换,地名语言相应而易,像以上所举二战前后波兰部分地名更改的事例。也有另一种情况,即居民的民族构成虽已变化,但原有的地名语言传统却没有随之改变,旧地名被新迁入的居民所接受和承袭,继续沿用了下来,从而形成地名语言和后来居民的实际状况发生背离的现象。这种原住民留下的地名,通常被语言和地名学家称作“底层(substratum)语言”或“底层词”。
我国北方民族多属阿尔泰语系,其地名语言均为多音节语,目前不少已依汉语音译加以简化,有的甚至因汉字的掩盖而原语痕迹变得隐蔽深沉、漫漶难辨。另一些地名的非汉语背景,则仍可一目了然。以东北地区为例,“哈尔滨”、“齐齐哈尔”一类地名,众所周知,早先皆出自满语。清初以来满人纷纷入关,大批汉族居民却随后陆续迁居东北且后来居上,渐成当地居民的主体。东北人口的民族构成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但原先地名的非汉语背景却被人们沿袭了下来。这类例证几乎俯拾皆是,诸如巴彦、呼兰、木兰、海伦、爱珲、吉林、富拉尔基、依兰、舒兰、穆棱、佳木斯、伊通、延吉、绥芬河、牡丹江、伊春、四平、法库、普兰店、拜泉、富裕、宝清,不一而足。有的一望而知属非汉语地名,也有一些地名因受汉语译音的附会已面目全非,经地名学家考证后,才确定其原本是源自满语的,像摩天岭、蚂蚁河、夹皮沟、老爷府等。
中国南方地区民族种类更其繁多,然多属汉藏语系,以单音词占优势,不少地名也都带有不同时期当地民族语言影响的痕迹。云南滇池周边不少县市的地名,据考证,其实都分别由彝语转译雅化而来,诸如宜良、安宁、禄劝、寻甸、路南、呈贡等。因为滇池一带乃至整个云南,历来就是一个民族迁徙活动十分频繁的大舞台,不少族群在此南来北往,或流经,或沉淀,不免留下种种遗痕。云南、贵州一带还常见冠以十二生肖的地名,如马街、鸡街、猴场、牛场,根据近年来对彝族文化的研究,似乎也与这个民族的分布有关。白族语言在云南地名中的影响也相当大,例如,丽江、巍山、凤庆、凤仪、剑川、弥渡、鹤庆、六库、腾冲、保山、永胜、漾濞、洱源,等等。在一些比较集中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这类非汉语地名十分触目。比如,西双版纳、景洪、德宏、勐腊、畹町,均为傣语地名。广西百色这一地名,不能按照汉语字面“缤纷多样的颜色”来理解,而是壮语“洗衣石”之意。壮族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目前主要聚居于广西一带,但根据语言学家的研究,壮语地名的分布却广泛得多,这表明,壮族及其先民在历史上的活动区域要比现今广阔得多。壮侗语族诸族与古代南方百越其实具有渊源关系,含有“那”(壮侗语“水田”之意)、“都”(或作“多”)、“峒”(意即“田场”)、“六”(或“禄”、“陆”、“绿”、“渌”、“罗”,意为“谷”或“幽深山地”)、“古”(意为“山”)、“板”(意为“村庄”)、“弄”(意即“山间小平地”)、“百”(“河口”之意)、“南”(“水”之意)等字的壮语地名,其分布范围则遍及今广西、广东、海南、贵州、云南、福建诸省区,乃至远达境外的越南、老挝、泰国和缅甸北部一带。此外,历史上江南吴越故地一带的地名中,带有“于”、“句”、“姑”、“乌”、“余”、“无”等冠首字的曾不少见,像于越、句吴、句章(今余姚)、句无(今诸暨)、句余山(今四明山)、姑苏(今苏州)、姑蔑(今龙游)、乌程(今吴兴南)、余暨(今萧山)等。历经两千年的风雨洗刷,迄今犹可见存的句容、余杭、余姚、余干、无锡、芜湖一类地名,还有含“步”(或“埠”、“浦”)、“濑”等字的地名,显属残留于历史尘埃之下的古老吴越底层语的遗迹。
从一定的角度来看,恰恰是目前非主体居民民族语言背景地名的存在这一事实,给人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提示,表明这些民族的成员在历史上的某一时期曾于该地有过重要的活动,甚至一度赋予这个地区以显而易见的文化影响。以上述满族在中国东北的生存状况为例,眼下其人口比重偏低,居住分散,影响有限,与他们在历史上扮演过的角色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当地满语地名作为一种时代遗痕的大量存在,恰又从另一个侧面反证了满族先民在古代东北地区所曾拥有过的毋庸置疑的历史文化地位。由于历史上不同族属的居民先后迁入同一地区引起的语言变化,常会造成地名的层次重叠,最早居此的原初居民的语言一般构成了当地的文化底层,其后而来者大抵形成中间层次,而最晚近入居的民族则往往带来最强劲有力的文化表层,这种层次错叠,自然使得地名背景时呈繁复芜杂,颇难猜解。类似的情况在我们研究欧洲民族史的时候,也曾一再遭遇,极富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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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欧洲有着众多的民族,他们归根结底都是历史的产物,欧洲的近现代民族,是在诸多古代民族、部落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在古代民族分衍、融汇与重组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此,检视欧洲的地名文化背景,不但可以看到很多现代民族的语言印记,而且还能发现大量今已湮灭的古代民族语言因素的影响。由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不同时代的欧洲地名资料中,蕴含了十分丰富的民族文化信息。地名的构成,往往能够透映出它最初成型时的那种语言情景。地名常常又会有所变易,地名的演革,又多少反射出它在历史进程中曾经接触和容纳过的一些文化影响。一个众所周知的例证,就是历史上的君士坦丁堡。早在约公元前658年前后,来自希腊麦加拉的拜萨斯(Byzas)率众驾船向海外迁移时,来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欧洲一侧海岸定居,建立了拜占廷(Byzantium)城邦。该地名显然带有古代希腊民族文化的色彩。330年,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一世为加强对帝国东部的控制,决定将国都迁移至此,以其名字改称拜占廷为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意即“君士坦丁之城”),亦称新罗马,从而又为该城赋以了拉丁文化的印记。395年帝国分裂后,君士坦丁堡长期成为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廷帝国)的首都,直至1453年陷落于奥斯曼帝国之手。此后,土耳其人开始改称其为伊斯坦布尔(Istanbul,土耳其语意为“伊斯兰之城”),迄一次大战结束后的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始正式定名。从古代至今,该城先后三易其名,分别体现了入主当地的不同民族政治—文化势力的更替。
在研析民族史资料时,笔者尤其留意于欧洲一些地方至今犹存的古老民族的语言留痕,显然,地名往往总是“给已消亡了的语言提供了宝贵的证据”。
在今德国境内,常会发现很多地名其实并非来自人们习惯性认为的德语或古日耳曼语背景,而是渊源于业已湮灭的远古凯尔特人的语言。19世纪时德国学者卡尔·缪伦霍夫(KarlMǜllenhoff)指出,莱茵河(Rhine)、兰河(Lahn)、美因河(Main)、利珀河(Lippe)、安伯歇尔河(Embscher)等名称的来源皆出自凯尔特语。今德国西北部众多河川溪流的名称中,凡以_apa、_afa、_efa作后缀或类似者,可能皆为凯尔特语。进入20世纪后,有关的研究进一步有所深化。卡尔斯滕(Karsten)又将威悉河(Weser)也视作凯尔特语地名。此外,像德国西部的波恩(Bonn)、美因茨(Mainz),东部的哈雷(Halle)、勃兰登堡(Brandenburg)、或许还有马格德堡(Magdeburg)等地名,据有人考证,大概也同凯尔特语背景相关。法国学者阿尔贝·格勒尼埃(AlbertGrenier)则依据对这些地名研究的结论,甚至推测在易北河流域至日德兰半岛一带可能存在过一个幅员不小的“凯尔特帝国”，这当然是指古代凯尔特人所曾达至的活动范围。尽管有关河流或城市、定居地名称的语言意义可能至今依然聚讼纷纭,但我以为,它至少表明凯尔特因素在今德国境内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历史存在,曾有过很大的分布面,似不亚于后来的日耳曼人,它与我们迄今已经了解的大约公元前8—7世纪以前凯尔特人集聚中欧一带的历史状况也是相符的。大概只是在此之后,他们为了寻求外部世界更加富庶、舒适的土地,或在后渐强盛的日耳曼部落扩张的压力下,才大批陆续外迁,或同新来者逐步相融的。显然,德国土地上残存的一系列凯尔特语地名,犹如深埋地下、难得一睹的矿脉露头,不啻是这一古老族群曾经在此生存、流迁而遗留下来的无法抹却的痕迹。当然,若从更广阔的角度而言,凡有凯尔特语地名存在之处,原则上应属历史上凯尔特民族、文化和语言的分布境域。语言学家很早就注意到,从波希米亚横越欧洲大陆直到不列颠岛,存在着一条绵延千里的“凯尔特地名带”。这一地名学的例证,同我们现今关于古代凯尔特人族群在欧洲主要分布范围的认识多少也是契合的。
不仅于此,德国境内、尤其是其东部的地名中,也还有着不少古代斯拉夫语的痕迹,这又为中世纪早期西斯拉夫人曾在这一带定居、繁衍提供了佐证。我们知道,在10世纪20年代德意志王室首度发起大规模东扩之前,易北河以东一带曾长期为西斯拉夫人各部的居住区,其中最著名的族团为文德人(Wenden)。随着德意志人的征服,这些西斯拉夫人的余众最终大都被逐渐日耳曼化,但残留着他们昔日影响的地名却仍随处可见,例如柏林(Berlin)、莱比锡(Leipzig)、德累斯顿(Dresden)、什未林(Schwerin)、耶拿(Jena)、吕贝克(Lǜbeck)、波茨坦(Potsdam)、开姆尼茨(Chemnitz),等等,为数尚不少。
从今天的德国来看,凯尔特人大体是已知距今生存年代最早的居民,其语言构成了一个底层文化。叠压其上的才是比较发达、延续至今的由日耳曼(德意志)人带来的表层文化。而在东部一带,在德意志人完全控制以前,又有过相当一个斯拉夫文化浸润期。于是,这就导致了德国地名语言背景的多样性,凯尔特语、日耳曼语(德语)和斯拉夫语因素的并存或在时间上的先后错叠,而基本面貌仍可明辨,即:凯尔特语的地名分布虽较广泛,但似乎偏重于西部,诚如法国历史学家亨利·于贝尔所言,大致是在东不及易北河、北濒北海、南界今瑞士、西邻高卢的一个地域范围内。斯拉夫语地名则恰好分布于其东,同中世纪前期西斯拉夫人在这一带的活动区域是大致契合的。而最晚近的德语文化层则覆盖了几乎所有地区,表明了这一最大民族文化集团深厚的影响力。按照布龙菲尔德的说法,在民族征服的情况下,保留在继存的优势语言里的文化借词就主要是些地名了,它们作为古老的遗存沉淀下来,成为沉潜在历史深处的底层成分,难得为人辨识。虽然不同背景的语言文化在长期交往的过程中不免有所互融,但德语作为优势语言还是接纳和借用了这样一批具有底层文化涵义的斯拉夫语乃至凯尔特语的地名,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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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情形在欧洲其他地区也不乏其例,英国恐怕更其凸显,这个岛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曾经遭受多批外族的入侵和留居,不同语言因素在地名里的遗痕更显多彩,亦更复杂难辨。一般认为,可能包括前不列颠语、属于凯尔特系统的不列颠语、罗马人带来的拉丁语、盎格鲁—撒克逊人引进的古英语、海盗时代输入的两种北欧语,还有诺曼底法语。“这些语言中的每一种都对其地名的形成起了作用,影响了现存地名的形式。”
时间最为久远的地名似乎源自前不列颠(前凯尔特)语,像科恩河(Colne)、亨伯河(Humber)、伊钦河(Itchen)、乌斯河(Ouse)、韦河(Wey),据信早在公元前4世纪凯尔特人入据当地以前,这些地名大约已有了,有的甚至还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这种底层文化露头的偶尔显现,是因为它们又为操其他语言的后来居民所承纳、未遭摈弃的缘故。
古代凯尔特人大批迁居岛上后,带来了一批不列颠语地名。但这些残留至今的地名,以英格兰西部、从康沃尔到接近威尔士一带地方相对较为集中,举凡小山、河溪、森林与居民点都有。比如含有威尔士语pen(头)成分的地名,像PendleHill,Penhill,Penkridge,Pentrich等,即多见存于多塞特郡、威尔特郡、伍斯特郡、斯塔福德郡、德比郡和兰开夏等地。而东部的这一类地名则颇稀罕,似仅寥寥数处,聊以泰晤士河(Thames)、亚尔河(Yare)以及伦敦(London)、约克(York)、林肯(Lincoln)等作为代表。据英国地名学家的研究,许多残存的不列颠语地名都是关于地形地貌的,自易为后来者承袭。曼彻斯特(Manchester)、弗罗克斯特(Wroxeter)、温彻斯特(Winchester)、坎特伯雷(Canterbury)等一类地名虽历经演化,已含具了附加的成分,然其原型都是来自不列颠语的。
普遍来说,不列颠(凯尔特)语地名在英格兰的分布呈现“西多东少”的不均衡状况。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状况的存在其实并不意味着当年不列颠人主要偏居西部,其实他们起初的分布范围倒是几乎遍及英格兰全境,如今这种失衡态势的形成,恐怕更在于此后遭遇的外来民族—文化强大潮流的冲刷。英格兰东部面朝欧洲大陆,理所当然地处在历史上屡遭入侵、首当其冲的位置上,不得不直接地面对并接纳了更多新的因素,新来文化层的侵蚀、磨砺和最终覆盖其上,也就使得当地能够存留下来的古代不列颠语地名变得所剩无几。
从公元前后开始,不列颠受到罗马的入侵,拉丁语对不列颠地名曾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其遗迹至今尚存,例如从拉丁语ecclesia转化而来的egles,来自vicus的wic,来自campus的camp等。今英格兰兰开夏(Lancashire)、诺福克(Norfolk)和肯特(Kent)等郡的埃克尔斯(Eccles)这一地名,即为当年遗存的Egles例证。而英格兰地名中常见的chester或cester(古英语ceaster),实则渊源于罗马人修筑的城堡,拉丁语为castra。也就是说,其今名虽直接来自古英语,而古英语却是从拉丁语那里承袭过来的。
公元5世纪的民族大迁徙,盎格鲁—撒克逊人从欧洲大陆大规模入据不列颠,反客为主,取而代之,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不列颠的民族成分,为日后英格兰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以日耳曼语族的盎格鲁—撒克逊语(古英语)取代了原先凯尔特语族的不列颠语为主的语言格局,给地名的演化带来深刻的影响。应该说,现今英格兰地名中数量最大的部分,恐怕还是源于古英语的。例如,萨福克(Suffolk)、诺福克(Norfolk)、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一类地名无不出自这一时期。在古英语里,以ham(意为“家宅、村庄、庄园”)和tun(原意为“围场、农庄、村庄、庄园”,后演化为ton,引申意为“城镇”)作结尾的地名,是最常见的两种形式,像伯明翰(Birmingham)、诺丁汉(Nottingham)、布赖顿(Brighton)、金斯顿(Kingston)、南安普敦(Southampton)、北安普敦(Northampton)等,皆为其典型例证。亨廷登(Huntingdon)这样的地名,则是由古英语中的dun(意为“山丘”)发展而来的。扎赫里逊认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以后统治了英格兰的东半部,幸存的不列颠人很快与战胜者合而为一,这恐怕就是当地地名中凯尔特语成分之所以少见的原因。而西部地区则直至阿尔弗雷德在位时期,仍长期为不列颠人所控制,其留存的不列颠人数目肯定要大大超过东部地区。东部的融汇来得迅速、深入,西部的融汇进程却相对迟滞而缓慢,这也就多少可以解释为什么西部的凯尔特语地名留存相对较多了。
约自9世纪中叶起,伴随北欧海盗的频繁入侵和部分定居,古北欧语(属日耳曼语族北支)的两个分支丹麦语和挪威语开始被引入英格兰,成为影响其地名形成的一个新因素。伴71随移民的相继入居,北欧语言的影响范围主要及于英格兰北部。当时挪威人大概是从兰开夏、坎伯兰和威斯特摩兰郡一带侵入的,挪威语的影响主要分布于西部接近爱尔兰海沿岸一带,愈往内地,影响愈稀少;而丹麦人则明显聚居在东部的北海沿岸附近,并形成了历史上颇负盛名的“丹麦区”(DaneLaw),这在当地地名中留下的痕迹似乎是颇为清晰的。人们注意到,遗留在英格兰的北欧语地名,大多与定居地相关,丹麦语以_by(意为“村落”)和_thorp(意为“扈从的小田庄”)结尾者、挪威语以含有gill(意为“溪谷”,多见于约克郡西部、北部地区)的最具代表性。一般来说,丹麦语中以_by结尾的地名比_thorp结尾的要来得更古远。以_by结尾的地名大约超过700个,诸如德比(Derby)、格里姆斯比(Grimsby)、马尔特比(Maltby)等。据说《末日审判书》中记载的“五大郡”中带有_by的地名有303个,带有_thorp的地名有106个。由《末日审判书》中得知,今约克郡东区40%的地名、北区38%的地名,都是源于北欧语的。“地名用字和地名命名习惯的一致性是方言一致性的反映”,体现着当时这里居民语言背景上的某种与众不同的特质,由此或可推测,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北欧移民大概曾经占有过局部的人口优势。约克郡境内存在的Ingleby(或意为“英格兰人的村庄或农场”)这一地名,大概反映了北欧入侵者在当地曾有密集居住过的事实,因为该地名只有在人口多为斯堪的纳维亚人而土著只剩下零星残余的地区才会有意义。在这些北欧语地名里,常见有一些由北欧语和古英语成分连缀而成的复合词,这似乎可以看作是《威德摩尔条约》签订以后盎格鲁—撒克逊和丹麦两种民族语言、文化传统一度交错并存、彼此兼容吸纳的历史写照。譬如,英格兰北部的达勒姆(Durham),其初始地名形式Dunholm,即由古英语成分dun(山丘)和古北欧语成分holmr(岛屿)缀合组成,意为“有山丘的岛屿”。由于北欧人的入居盎格鲁撒克逊人传统地域,出现杂居式的移民现象,从而导致了不同语言间的互渗互纳,并形成这种甲、乙成分合璧的地名,这恐怕可算得语言文化学家所谓的“掺杂型方言”词汇吧。此外,在英格兰北部的挪威语地名中,有些尚包含有爱尔兰语的成分,又有诸如含Iri、Irar的复合词,像Irton、Irdy等,这一证据显然表明,带来这类地名的挪威入侵者先前曾在爱尔兰一带留居,并受到过爱尔兰语言、文化传统的濡染。
1066年的“诺曼征服”,堪称英国地名史上经历的最后一次重要外来影响。诺曼底人来自法国境内的诺曼底公园,为10世纪初入据欧陆的北欧海盗的后裔,经过一个半世纪的社会文化洗礼,早已完成基督教化和法兰西化。他们对英国的入侵,更多集中在政治层面、上层贵族的权势争夺之上,而非大批居民的移迁。然而,当时诺曼底人在社会和文化上所占的优越地位,诺曼底法语的流入,还是对英国地名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引起某些变化。这主要表现为用法语形式替代原本的英语形式,地名中常见以ville取代feld。例如,原先的Efnefeld在《末日审判书》中是以Enville出现的,Thyrefeld则成了Turville。而更多的变化,似乎还是体现在拼读和语音方面,如前例达勒姆(Durham)原型Dunholm中的“n”,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转变为“r”的。
英国历史上每一次外族入侵酿成的新的语言和文化引进,无一例外地都在英国的地名中打下了或深或浅的烙印,这种特殊的文化印痕同其他民族文献和史料相互参证,不也同样值得我们给予相当的重视吗?
与之相似的是,法国也留有一些带有古民族语言痕迹的地名,民族大迁徙时西哥特人曾入据高卢南部,以今图卢兹一带为中心创建过王国,当地地名中就有不少被认为是含有哥特语词和词尾的,例如LesGoths、LeGoudeux、Goize(即Gotia),等等。
在欧洲一些民族历史背景较为复杂的国家,如西班牙、俄罗斯、意大利及巴尔干一带,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化在地名中留有痕迹的,都不在少数。其民族语言背景,大多自然同现代居民是一致的,但对我们来说,更富有意义的却是那些隐没其后的历史信息,那些历史上曾经在此留居或匆匆过境的族群遗落的踪迹,往往可以揭示某些历史节点上的重要线索。譬如,今俄罗斯北部的拉多加湖(LadogaL.)、涅瓦河(NevaR.)、奥涅加河(OnegaR.),其地名语源并非出自现今当地主要居民俄罗斯人的俄语,而是属于芬语,这是耐人寻味的。它表明,属于乌拉尔语系的芬人古时在从乌拉尔山脉一带向西扩展和迁移的途程中,曾广泛分布于今俄罗斯北部地区,或至少曾在这一带作过相当时间的停留,大约早在斯拉夫人大批进入以前便将自己的文化影响沉淀下来了。地名同人名一样,作为语言中的一种专有名词,大都富有很强的稳固和传承的性质。
人们从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不难发现,一些悠远古朴的语言尽管早已湮灭,像古代的高卢语、色雷斯语、伊利里亚语,而惟有其地名、人名一类专有名词形式,却常被后继者所零星地接受,以致辗转留存了下来。后人其实正是通过这些特殊的专有名词,才约略知晓这类语言曾经在历史上存在过,其可贵的价值正在于此。通常说来,地名的变化“相对较慢,它的顽强的延续性和稳定性较好地保存了文化史的某些本来面目”。
总之,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人们给地方命名时所依据的基本原则都是相近的,从中无不凸现了民族语言的意义。地名语源的研究,是我们研究民族史时颇堪关注和倚重的一个重要资料来源。地名的语言背景,恰如一座埋藏地下的丰富宝藏,包孕着太多极富价值的民族历史的信息,启人遐思,也引人入胜。
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文章作者：沈坚
选稿：常宏宇
编辑：郝志坚
校对：伍晨嫣
审订：李露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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